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可惜大将姜维继续在外长期用兵,讨伐曹魏,蜀国的国力财里继续被大量被消耗在战场上。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