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博士陈
熟悉我的读者，应该知道我的研究大致分三块：一是中美经贸关系；二是比较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是我在澎湃写的流动性经济学专栏；第三块就是我最近比较感兴趣的康波、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研究。其中，第一块的中美大国关系与第三块紧密相关，结合起来就是国际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前者我是非专业的，不敢太发散，就事论事，前两年写的“白宫幕僚”专栏还算有些知名度。近一年来，研究重心主要放在后面两块，但中美关系仍然是理解很多重要政策的大背景。
往期文章实际上都比较专业，五一假期，这篇文章以口语化的方式，与大家聊聊瑞幸的事情，算是发发牢骚，从我自己的视角，来谈一谈“瑞幸事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为什么它事关重大，可能对于大家理解一些问题有所启发。
留意政策的读者会注意到，中美关系生变以来，资本市场改革显著提速，瑞幸事件之后，速度还会加快。例如，继去年推出科创板之后，近日又将注册制推广到创业板，今天证监会再发文，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红筹企业指那些在香港上市，但由中资企业直接控制或持有三成半股权以上的上市公司股份。）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中国存托凭证（CDR），目的是搭建中概股回归A股的通道。
我不想去谈所谓的“国家战略”，整得我像是参与战略制定的人似的，但我知道一系列政策背后，是有国家战略框架的，而这个战略框架的制定，一定是需要对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有清晰的判断。这些判断，从领导人公开讲话中就可以知道。
我觉得有两点：对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一点就是中美关系和全球化的逆转；对内是增长动能转变，即不能再靠投资，尤其是不能再靠房地产投资去刺激经济了（刚性泡沫：地产调控为什么这么坚决？——解读“7•30”政治局会议），而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创新。过去，我们靠后发优势，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之后我们实际上需要回到“自力更生”的状态。
去年，我在FT中文网上写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可能的金融摩擦的文章，其中之一就是中概股（中美博弈的金融维度：中概股或成“不速之客”？）。缘由是，早在2018年12月，美国证监会（SEC）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就向美国投资者发出警告，称其在对中概股公司进行监管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阻力。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这些公司的财务记录必须留在中国国内。
所以，2019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Rubio）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公平法案”（Equitable Act），并与6月4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题为“你不能相信中国的审计”（You Can’t Trust a Chinese Audit）的署名文章，称中国ZF一直在阻挠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中概股进行财务审计，而这种信息的不透明性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该提案获得通过，对于那些不配合监管机构的公司，监管机构就有权将其除名，也就是强制退市。即使这种风险是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避而远之。
所以，中概股的风险一直在发酵，瑞幸就是那“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我们曾在内参文件中多次提到中概股的潜在风险，但决策层往往只有等到风险真是暴露了，才会做出反应。
瑞幸实实在在地引爆了中概股的风险，也让美国投资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监管层一直强调的中概股风险是什么。
可以预料的是，中概股将麻烦重重，这不仅包括已上市的中概股，还包括那些准备上市的。
从媒体上了解，京东物流本来准备今年在美国提交IPO申请，现在也只能搁浅。
我想强调的是，从更前端来看，还会影响风投和天使投资，包括国内和国外的。而这才是伤及根本，和影响深远的。
大多数读者可能认为，股票市场就简单是一个融资的方法，但它实际上还是一种退出的方式，即为早期投资提供一个高流动性、高估值的退出方式。没有这样一个退出的方式，也就很难有早期的风险投资。
为读者所了解的是，美国引领了信息技术革命，但大家可能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风险投资很重要，却不清楚它实际上至关重要。这里可以推荐大家读一本书，拉让尼克的《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这本书中有较大的篇幅介绍风险投资与硅谷奇迹的关系，以及一些风投在新经济公司成长中的角色。如果没有风投，仙童半导体公司，乃至整个硅谷的故事可能就要改写了。
我个人对创新研究的一个体会是，金融市场的完整性，对于科技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完整性，就是包括种子投资到IPO在内的所有层次的制度构建都要完善。
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资本市场，其实就是狭义上的股票市场，这是最末端的，也就是一种退出的方式。末端建设不好，会显著地压抑前端投资。
我们过去的做法是，股票市场一出现震荡，就暂停IPO，这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处理方式，因为这就断了前端投资的退路。
过去二十多年，在互联网革命的大潮下，中国诞生了一大批本土的互联网巨头，但基本上都是在海外上市。除了国内上市门槛“高”和不灵活之外，还有一点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早期投资者很多都是外资的风险资本，如红杉、黑石、软银等。在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的状态下，在美上市几乎是风险资本退出的唯一出路。当然，与此同时，美股估值高，中国企业也能拿到美元，方便在海外做一些并购，而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又相对方便。
二十年前，中国风投甚至投还没有怎么起步，就像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也是起源于二战后一样。美国风险资本的积累，来自于前期的工业化。
美国的第一家正式的风险资本机构叫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1946年成立于波士顿。美国的第一批风险资本就是来自洛克菲勒、梅隆和惠特尼这些大家族的，他们发家则是靠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钢铁石油产业。
最近十多年，国内的风险投资才慢慢有起色。字节跳动的前几轮主要是国内资本投的，后期外资才跟投。本来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也被瑞幸这家由加拿大籍华人创立，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假中概股搅乱了计划。写到这，真的是觉得这家企业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和大局观，坑惨了同行。由于一直在关注中美经贸动态，事件爆出之后，真是很气愤。
写到这，大家也应该明白，为什么国内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未来可能还将提速。我在康波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中就提到，大国博弈的关键词只有“创新”。我们过去从事的创新，说好听一点叫“再创新”，说难听一点，实际上是“翻新”。当然，这是后发国家进行资本积累和缩小差距的优势策略，因为我们没有资本实力和知识积累去搞原创。
至少与40年前相比，今天的家底要厚多了。但首先得把有助于激励基础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制度环境建立起来，这需要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缺一不可。政策上我就不展开说了，关于康波和创新的专栏会详细说，这里只想强调，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加快和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阶段。
最后想说的是，瑞幸也只是加速了这一切，该来的迟早会来。还想啰嗦一点，企业家责任的缺位，害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