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出来，新加坡还是被“低所得”、“低教育普及率”、“高失业率”困扰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小国寡民”的新独立的城市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工业基础，也没有什么金融业，自然资源也匮乏，国家小人口少也无法形成有利的内需市场，幻想倚靠马来西亚这棵大树，到头来却因民族纠纷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但是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新加坡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被称之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不可不谓经济奇迹。更难得的是，此后新加坡经济又顺利完成了数次产业转型，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水平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典范。

 

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经验：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经济起步时期的招商引资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而新加坡的淡马锡国有企业发展模式也为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十分重视新加坡经验，多次聆听新加坡领导人的建议与意见。

新加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它实行一党专政，但却以高效廉洁的政府闻名；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却将国有资本和政府这双“有形的手”运用得炉火纯青。新加坡为何能做的这么好？新加坡究竟做对了什么？

李光耀与李显龙 

在新加坡经济的崛起过程中，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招商引资，因为在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局都扮演了恰如其分的角色。经济发展前期，由于市场制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局通过招商引资建立起最初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市场。当市场经济已经步入正轨时，经济发展局则在国有企业调整、产业转型和规划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发展局始终在为共有制下公有制的形式进行不断探索，不断适应市场机制和全球化产业发展。

“生存第一，经济立国”，在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中没有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发展。政府本身亦处在这样的交易环境之中，所以新加坡政府不高效廉洁也难说得过去。

 

根据罗纳德·科斯的理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要低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这是企业的边界。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也存在边界，社会经济中的有些部分以公有制来运作交易成本要低于以私有制来运作，同理，社会经济中的有些部分则以私有制来运作要来得高效。

“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都是因为模糊了企业和政府的边界，模糊了私有制和公有制这两种共有制形式的边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一条铁律：用20%的公有制避免“市场失灵”，用80%的私有制避免“政府失灵”，经济才能实现健康发展。

淡马锡公司大厦

为什么是20%和80%的关系，而不是相反？

 

在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中，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绝大多数经济成分都能通过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易达到最优，公有制的过多介入，必然导致政府的过度干预，反而会破坏竞争环境。表面上是“市场失灵”，但失灵的并不是市场，而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被破坏了。现代市场经济为私有制提供了一个大容器，在这个容器内，作为共有制形态之一的私有制，能更大程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在新加坡，凡是能交给自由市场的就交给市场，交给私有制。而在私有资本不愿单独进入的且关系民生和社会兜底的领域，公有资本则提供有力支持、扮演重要角色，充当先行者。这部分领域大概占到20%的权重，并由经济发展局和国家发展局等以市场机制自主运作的法定机构作为实施主体。

淡马锡2019年报企业形象海报

淡马锡等新型国有资产公司，更是将投资着眼于全球市场。目前淡马锡在新加坡国内的投资仅占其总投资组合的26%，其余74%则属于海外投资。截至2019年，淡马锡全球投资组合总市值为3130亿新元，达到当年新加坡全国GDP的61.7%。从投资收益来看，淡马锡更是创造了全球国有企业持续盈利的神话，3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为 9%，10年期为9%，20年期为7%。对比来看，中国国有资本的布局眼界要逊色得多，许多海内外投资甚至血本无归。

 

淡马锡公司同时也肩负着产业创新升级的重任，政府规定其宗旨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来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淡马锡模式极大发挥了公有资本在融资方面的优势，利用雄厚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觅产业机会，进行广泛地投资布局，与国内形成的“二八开”共有制相得益彰。

共有制的经济形式不但让新加坡保持了长期稳健的发展，并且让新加坡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断随时代而顺利完成转型，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实现了健康成长，共同构成新加坡经济繁荣的护城河。

在共有制的理念下，作为共有制形态之一的公有制并不意味着国家或政府垄断，在实行公有制的组织和环节中，政府也同样不是全能的政府，政府将更多地向其他经济体制组织转移相关职能，而扮演有限政府的职能。在以淡马锡为代表的新加坡国有企业中，新加坡政府以及相关公共部门履行的便是有限政府的职能。“管资产为主”的含义便是政府不去主导国有企业的管理、不去引导市场、不与民争利。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必须遵循交易的公平、信用和效率三原则。而这也正是新加坡成功的奥秘所在。

 

 

参考文献

[1] 郭太龙. 新加坡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 学习时报,2021-02-05(002).

[2] 郎昆,冯俊新. 韩国,新加坡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J]. 当代韩国, 2020, No.105(02):104-117.

[3] 曾振木. 心耘:一群经济精英打造新加坡成为第一的关键历程[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公募圈从不缺有颜有实力的基金经理，更新一波，正好认识认识。

嘉实基金朱子君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2016年7月加入嘉实基金研究部消费组，从事社会服务、农林牧渔、轻工行业投资研究。

2022年7月2日担任嘉实农业产业股票基金基金经理。

易米基金包丽华

易米基金是一家个人系基金公司。

背后的股东都是在公募多年的人士。

包丽华，历任兴业证券证券投资部研究员、兴证资管权益投资部资深投资经理、先锋期货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嘉实基金权益投资部基金经理，现任易米基金价值投资部总监。

8月2日成立的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是包丽华的首只公募产品，也是易米基金的首只主动权益基金。

诺安基金刘慧影

蔡经理带新人了。

7月2日，诺安优化配置混合蔡嵩松接管；

8月3日，刘慧影出任共同基金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刘慧影曾就职于Atelier Capital、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行业研究工作,2020年12月加入诺安基金管历任研究员。

景顺长城基金郭琳

曾任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高级研究员。2016年8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历任研究部研究员、专户投资部投资经理。

2022年7月12日，出任景顺长城科创三年定开混合的基金经理，和詹成共管。

招商基金任琳娜

原申万菱信基金新能源一姐，2017年出任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混合的基金经理，任职期间（2017.11.27 — 2021.3.5）总回报112.25%，任职年化回报25.84%，获海通3年五星评级。

2021年9月加入招商基金。

目前在任的2只基金回报跑赢同类基金。

来源：Choice，截至2022081

颜值只是帮助我们更好的记忆基金经理，

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实力。

理性看待基金经理，选择适合自己的公募基金。

300位基金经理被查？

“公募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

8月8日晚，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发布了一则关于“多位公募基金经理违规参与场外期权交易”的爆料，瞬间在金融圈掀起猛浪。一时间，“基金经理”和“场外期权”的词条也被迅速顶上热搜。

该网友称，近日，有资金中介机构因帮基金经理做场外期权被查，背后牵扯出的基金经理高达300位。更有传言称，某头部公募旗下基金经理被有关部门“带走”。

在行业人士看来，公募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惠金融的性质，为代客理财，公募基金经理如果参与场外期权，谋取个人私利，损害投资者利益，则属于严重违规。网友更是直言称，这属于“另类老鼠仓”，“如果真有这么多基金经理参与那就太可怕了”。

一位证券从业者告诉《财经天下》周刊，公募基金经理参与场外期权交易，有一些个例，但如此大规模现象，此前他从未听说过，估计不太可能出现。另外，也有公募基金人士认为该传言涉及人数过多，有些离谱。

对于坊间的传闻，多家公募基金公司人士已经向媒体否认自家基金经理被查，称只是传闻，公司并未出现相关事件。

尽管官方也没有正式的消息披露，但有职业投资人发现，进入8月以来，很多产品都换了管理人。面对市场的多番变化，这场传闻涉及的场外期权业务，也揭开了它的面纱。

场外期权，俗称“OTC”（Over the Counter Options，又称店头市场期权、柜台式期权等）是证券行业近几年的新兴业务。

该业务是指在非集中性的交易场所进行的非标准化金融期权合约的交易，主要由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设计而成，最终的交易由证券公司等机构与客户之间以签订协议的形式进行。

通常来讲，场外期权的参与者主要为投资银行或其它的专业及机构投资者，因与个人投资者“绝缘”，在大部分投资者眼中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

相比规则简单、监管成熟的场内期权，场外期权合约更加灵活，行权价、期限等均可以由交易双方自由约定，但相对来说，场外期权市场的透明度较低，条款更复杂，在监管上存在一定难度。

虽然目前公募基金不能参与场外期权交易，但有业内人士透露，网传的信息可能针对的是某些基金经理的个人行为，他们无法直接以个人身份参与场外期权交易，只能通过第三方机构参与，以走“通道”的形式绕开交易规则限制。

在部分股民看来，如果基金经理大规模违规参与场外期权，市场将迎来一场信任危机。“以后谁还敢买基金呢？”

（图源/视觉中国）

暴利的场外期权，是怎么玩的？

虽然“场外期权”的概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显得陌生，但其实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钱江晚报》就用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解释了这个专业词汇。

该媒体以农户卖牛，与贩牛人产生的交易举例，称贩牛人看中了某头牛，当下支付500元定金（期权费），约定两周（期限）后以1万元（名义本金）的价格来买牛。如果到了时间他没有支付，就意味着他放弃购买这头牛，500元定金则作为失信补偿。

两周后，因市场因素牛肉价格暴涨，贩牛人带了商家来买牛。贩牛人以1万元从农户手里买到了牛，再以1.2万元向商家出售。这样，贩牛人支付了500元，获利2000元，大赚3倍。

农户和贩牛人之间进行的就是一次场外期权交易。农户为期权卖方，贩牛人为买方，获得了选择买卖牛的权利。

一位金融业人士也认可了这则故事阐述的概念。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这种只论涨跌方向的业务，类似押大小的赌博，存在极大风险。“OTC就是有风险，会有一部分定金可能亏掉。主要就是能找到counterparty，愿意和对方交易的人。”

但金融行业亘古不变的信条是：高风险才有高收益。在一些投资者看来，如果真的有公募基金经理违规参与场外期权交易，那就是想赚些“外快”。

倘若当真如此，场外期权业务是如何让他们一步步获利的呢？

一位业内人士向媒体透露，基金经理如果真的通过资金中介机构参与场外期权交易，参与的可能是A股个股的期权交易，主要是看涨期权。

流程一般是这样的：基金经理先通过场外期权通道在券商下单看涨期权，再通过资金建仓实现股票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场外期权也会随之暴涨，从而获得暴利。

有业内人计算过，看涨期权杠杆普遍在10倍以上，如果股票上涨10%，场外期权的涨幅可能超过100%。

如此隐秘且暴利的获利方式，场外期权业务无疑是一颗巨大的“金蛋”，也有望成为券商“最赚钱业务”。

近年来，国内的场外期权业务得到大规模发展。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境内证券公司场外衍生品累计新增名义本金规模8.4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76.56%，其中场外期权累计新增名义本金规模为3.63万亿元，同比增长39.41%。

据媒体报道，各券商场外衍生品业务规模激增，争先布局场外衍生业务。甚至有部分机构大规模扩张，设立独立部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规模，向该业务倾斜资源。

有行业人士估算，头部券商场外衍生品业务每年贡献的收入将高达10亿元。

（图源/视觉中国）

超高收益背后，监管日趋收严

一则坊间传闻竟能引起金融圈轰动？或许是最近两天投资者被基金经理密集卸任的情况吓坏了。

巨灵财经数据显示，本月已有14家基金公司，旗下26位基金经理离任，涉及60只基金产品，包括申万菱信、前海联合、嘉实、农银汇理等多只基金。仅8月6日当天，就有华泰柏瑞基金、平安基金等15家基金管理人发布合计51只基金产品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多只产品在同一天由同一人接任在业内实属罕见，正常来讲，基金公司不会这样操作，而是将这些产品分给多位基金经理，能够让基金经理有精力熟悉和接手。

可在职业投资人看来，换人带来的换仓，可能会对市场的持续性造成扰动。

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基金经理密集离任和“300位基金经理因场外期权被查”的传闻存在关联。而且，是否基金经理真的涉及场外期权交易行为，还需监管层面确认。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尽管行业监管愈发严格，但在场外期权高收益性的诱惑下，违规开展业务者依然屡禁不止。

今年6月，证监会网站连发3张罚单，华泰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3家知名券商均因场外期权业务违规，被出具警示函。

证监会指出，中金公司因场外期权合约对手方为非专业机构投资者，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中信建投则因场外期权合约股票指数挂钩标的超出规定范围，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而华泰证券因部分场外期权合约个股挂钩标的超出当期融资融券范围，未对部分期限小于30天的场外期权合约出具书面合规意见书，场外期权业务相关内部制度不健全等三方面问题，被证监会责令改正。

2018年8月，中证协公布了首批场外期权业务交易商名单，此后，开展场外期权交易的交易商名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扩容。但中证协最新披露的名单，却首次出现收缩。

数据显示，截至8月6日，共有8家一级交易商和36家二级交易商。其中，8家一级交易商未变，分别为广发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证券、申万宏源、招商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

但二级交易商的名单，与5月份相比，去掉了东北证券和信达证券。此外，另有5家券商的状态为“已进入过渡期”。

其实对于名单的动态调整，监管部门早有明文规定。

《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显示，中国证监会、协会对交易商执业情况实施定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实行动态调整。对于经评估不符合交易商条件的证券公司，设置一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不得新增业务规模；过渡期结束，仍未符合一级或二级交易商条件的，调出相应级别交易商名单。

中证协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1年，证券行业场外衍生品业务连续三年高速增长，全年累计新增名义本金分别为18138.5亿元、47597.06亿元和84038.01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106.8%、162.4%和76.6%。2021年场外衍生品存续规模突破2万亿元，年末达到20167.17亿元，同比增长57.8%。

今年6月，中证协发布的2021年证券公司 “基于柜台与机构客户对手方交易业务收入排名”（该业务收入口径为：经公允价值调整的场外期权业务收入扣减对冲成本）显示，20家券商该项业务总收入111.99亿元，同比增长59.46%。其中，中信证券、申万宏源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业务收入分别达到19.42亿元、18.91亿元；华泰证券、中金公司、海通证券该项收入也超过10亿元。

场外期权业务的水涨长高，引得券商们争相加码。

2021年，有16家券商的场外期权业务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其中，国联证券增速高达5802.73%，银河证券达1947.78%，仅有招商证券一家出现同比增速下滑。

尽管场外期权业务的发展进入加速通道，但该业务的经营仍需合法合规。有券商分析人士预计，近期场外期权交易商名单的调整或将进入常态化。“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将变相提高业务经营门槛，强有力的产品化能力与合规风控水平将更加重要。”